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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调查报告
我们眼下的社会，报告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其在写作上具有一定的窍门。你所见过的报告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案件调查报告，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案件调查报告1
今年8月，市委预防办、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采取以市院预防处为主体，统筹各发案县区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共同参与、上下联动，针对发生在我市农机购置领域的26件32人职务犯罪案件立项开展预防调查和犯罪分析。调查显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重大惠农政策。自20xx年中央将农机（具）购置补贴专项纳入国家“三补贴、两减免”的支农惠农政策以来，资金规模已由最初的数千万元增加至数百亿元。然而，随着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深入实施，资金规模日益扩大，骗取、侵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的职务犯罪案件也呈现出频发高发的严峻态势。不仅破坏了我市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更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户的切身利益，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有效遏制。
一、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情况、案件特点及作案手段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6件32人，涉及包括市级农机管理中心在内共11个管理单位。
（一）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特点
1、贪污受贿现象严重。在昭通市及所辖1区10县中，1市、1区9县的农机部门存在套骗农机补贴、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等情形。在全市11个农机站长（含乡镇农机站长）中，5个涉嫌贪污农机补贴、12个涉嫌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案件中，犯罪主体较为固定，即负责农机补贴的直接责任人，在所查处的26起案件中，涉及农机站站长17件，占65%。作案手段较为单一，19%是以虚报购机款的伎俩套取国家补贴。
2、涉案金额大。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26件案件，涉案总金额高达600余万元，其中5万元至10万元的12件，10万元至50万元的4件，50万元至100万元的特大案件3件，100万元的特大案件4件。涉及金额最大的是镇雄县农机管理中心主任涉嫌受贿案，其涉嫌收受贿赂高达200多万元，创下了涉农贪污贿赂案件金额历史之最。
3、“一把手”涉案突出。在查办的32人中，农机管理部门局长、副局长、站长、副站长、部门负责人有21人，占66%。其中，“一把手”单独作案的17人，占53%；“一把手”伙同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贪污受贿11人，占34%。
4、发案集中，发案范围广。农机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在农户大量购机的短短两年多时间（20xx—20xx），农机购置补贴领域已成为贪污贿赂犯罪多发易发部位，全市10个县区及1个市级管理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除盐津县外，全市有10个农机管理部门发生案件，9个农机管理中心主任、4个副主任、1名市级管理科负责人及部分相关人员被立案查处。
5、窝案、串案比例高。所立案查办的26件农机管理系统案件中，90%以上系窝案、串案，呈现办一案挖一窝，查一个带一串的以点向面的辐射式传播。一人向同一农机管理部门的多人行贿，一人向多个县农机管理部门的多个人行贿，官商共同贪污、官员之间勾结共同贪污和受贿现象普遍。在被调查的18名农机经销商中，绝大多数曾向2名农机系统工作人员行贿。
（二）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作案手段
1、按一定比例给予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好处费”。调查发现，自20xx年昭通市实施农机购置补贴以来，农民主要采购的是微耕机。从所办理的26件案件来看，微耕机经销商、代理商直接按照每销售一台微耕机给予农机部门国家工作人员300元、400元不等的回扣。如经销商曹某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向镇雄县农民销售微耕机4000多台，曹某就按每台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给予农业局长、副局长、农机站长、副站长“好处费”165万元，曹某还按每台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单独给予镇雄县农机站长吴某“好处费”156万元。
2、虚构农民购机花名册骗取各级所给的购机补贴。因农机机号均是唯一的，因此农机部门通过与经销商串通勾结，弄虚作假，申报补贴，套取国家农机补贴资金和县级农机补贴资金。一是由经销商提供虚假的农机机号、虚开发票，农机站人员伪造农民购机资料，农机站工作人员将虚假销售上报省农业厅、财政厅复核后，农机经销商套取国家补贴和县级补贴后，又将“协议”好的数额分给农机部门工作人员。镇雄县农机站长吴某伙同副站长谭某、农业局长王某、副局长庄某共同贪污国家补贴案，就采用这一方式。二是农机部门工作人员找到农机代理商，虚填农民购机花名册，按县级购机补贴标准套取县级购机补贴。如巧家县农机站长孙某要求农机代理商提供虚假的农民购机260台的花名册，并由代理商联系农机业务量多的经销商，由县农业局补贴每台500元转帐13万元到昆明经销商帐户上，再由经销商将套取的县补资金转帐到代理商个人的帐户上，由代理商提取现金交给农机站长孙某后二人平分所套取的县级补贴13万元。
3、借农机推广和技术培训之机肆意收受贿赂。区县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引进、试验、示范及技术的集成推广和运用，负责农机购置财政补贴的审批办理等。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农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借推广新型农机具、培训农机手之际，帮助经销商宣传、推销农机设备，并按销售额提取“推广费”。如昭阳区农机站长张某，利用职务之便为农机销售商推销微耕机、拖拉机等农机，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共收受多家农机经销商贿赂14万余元。
（三）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原因
主观方面表现为：
1、法制意识淡薄。从涉案的10多名农机系统管理层人员的情况调查发现，大多数在农机管理的能力方面表现较强，对自己职能职责认识得清、能兢兢业业工作，还积极参与许多政府中心工作，却忽视了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纪律、法律的学习，认为商业贿赂是普遍现象，办事找关系送钱送物大家都是这样，送上门的好处不要是傻子。因而，导致法律意识薄弱，单薄的思想防线在各种利诱的冲击下一触即溃。
2、受金钱至上腐朽思想侵蚀，廉政防线不攻自破。纵观农机系统的管理人员，无论是站长或是副站长，乃至局机关领导，都是生活富足，家有房产，收入不菲，但在社会的一些不良环境影响下，一些干部未能经受住利益的诱惑和考验，在糖衣炮弹的一次次轰炸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侵蚀和腐朽了自己的思想，进而一步步向罪恶深渊迈进，一发不可收拾。
3、不良嗜好迫其铤而走险。有一位嫌疑人曾经这样说道：“全市农机站长有许多是我的同学，我十分了解，以前大家太朴实了，都是因为玩麻将手中宽裕点才都出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和放纵下，农机部门一些人的不良嗜好渐渐突显，以致将黑手伸向惠民资金，贪污受贿，大肆侵吞套取国家农机补偿款。曾有几个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调查中，对自己贪污受贿的资金去向难以启齿，没有存款、没有用在家庭、没有用在子女就学。在办案人员的法律攻势、政策攻心下，答曰：都整去打麻将了。他们“血战”了人生，输光了前程，击溃了亲情。
四是攀比心理作祟，补偿欲望强烈。从个人因素来看，基层农机管理工作长期以服务“三农”为主，常常与机具和农民打交道，工作非常辛苦，且单一枯燥，而现行体制下，农机管理人员的收入往往与其工作强度有一定的差距，与一些高收入的行业工作相比，容易发生个人心理上的变化，特别是容易产生居功补偿心理而诱发职务犯罪。曾有一名主任在交待自己的问题时这样说到：“费了这么大的力从上面争取资金补贴农户，眼看用不完又要被财政收回去，太可惜了，不如把它套出来用掉”。
客观方面则表现为：
1、价格虚高，丰厚的利润空间导致贿赂案件多发易发。通过办案，我们发现同一品牌、同一规格农机具的市场销售价往往要比享受农机购置补贴采购的机具价低得多，而且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机具时常伴有拼装、组装成份，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低劣质产品充斥市场导致商家有丰厚的利润空间，形成了出手大方的行贿现象。如镇雄县销售机具的一经销商，拿出的行贿资金就高达4、5百万元。
2、监督缺失，给贪污贿赂犯罪孕育了温床。一是缺乏有效的上级监督。按照农机补贴办理和审批的程序设置，农民办理农机补贴手续全部在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完成，且省级部门安排的农机补贴专项资金都直接安排到县一级农机部门。市级农机管理部门虽然对县级农机管理部门批准的.农机有审核权，但局限于书面这审核，监督流于形式。二是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农机部门既具体负责办理和审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又掌握着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结算大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财政部门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监管也仅局限于书面审查，公示制度在实际中也得不到有效落实，对农机部门的外部监督明显缺失。
3、领导不带头廉洁自律，上行下效。无论是贪污还是受贿方面的窝案，都存在站长或副站长起了贪心，一个人又不敢独吞，或是一个人无法运作，或是为寻求庇护，而向上级领导汇报，领导不但没有及时制止下属的违法犯罪行为，却在共同利益的趋动下，默许或签字认可，从而产生了犯罪，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的手下，形成窝案。
4、不切实际的量化任务，给职务案件易发多发埋下伏笔。一些地方政府或是农业系统不充分调查掌握我市农机购置、农机推广的基本数量和要求，而脱离实际一味追求数量，造成具体负责或经办购机补贴工作人员有利可图、有空可钻，导致虚报套取资金，诱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易发多发。
二、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通过对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环节、作案手段、案件特点及致罪原因的分析，结合调查发现的存在不足和薄弱环节，为切实服务“三农”工作，有效遏制农机（具）购置领域职务犯罪，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宣传和“政务公开”力度
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重要的惠农政策，惠及的对象是农民，而办案中发现广大农民朋友对补贴数额和补贴项目并不了解，对农机管理部门工作流程和服务职能也不清楚，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宣传和“政务公开”力度明显不够。因此应扩大“政务公开”范围，进一步促进局务、乡务、站务公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和广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补贴范围、对象、原则及操作程序、补贴目录、资金补贴标准，确保农机补贴宣传到位、落实到位，保证政策的公开、透明和群众的知情权。
（二）开展警示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知识讲座，强化干部职工廉洁自律意识
全市农业行政主管机关和具体承担农机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中层以上干部的职业道德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上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职业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认真执行党内监督各项制度，抓好干部廉洁自律，切实解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针对部门领导和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定期组织法律法规学习、党风廉政教育、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通过正面教育和反面警示相结合，引导每一个农机管理工作人员算好“五笔帐”，即组织培养帐、亲情悲欢帐、个人成毁帐、家庭安全帐，经济得失帐；自觉做到“四个珍惜”，即珍惜组织培养、珍惜工作岗位、珍惜个人名节、珍惜幸福家庭，抵得住诱惑，始终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同时，要十分注意发现和宣传在各自岗位上拒礼拒贿、廉洁自律的典型，弘扬正气。
（三）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督机制
1、明确和强化农机主管部门“监管主体”的职能定位，而不宜作为农机产品流通环节中的合同主体，确保从合同签订到付款、交货的全过程，农机管理部门仅作为监管主体依法审查农户购机资格，不干扰双方交易行为，有效降低行政干预。
2、增强服务职能，减少中间环节，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试行农机目录经销商经营为主经营向市场经营调节为主转变，推行凡是目录内的农机具，不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只要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农机具，由农民自主议价购买，逐步实现产品的流转从经销商→农机局→农户的间接渠道，转变为经销商→农户的直接渠道，促使企业与农户之间达成公平交易、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公平竞争。
3、借鉴涉农补助“一折通”方式，推行购机农户在农机管理部门实名备案及存折发放前在购机农户所在乡（镇）村公示制度，确保“补贴”直接兑现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真正受益。
4、搭建阳光交易平台，严格监管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全过程。优化、设立农机交易场所，为农机经销商提供摊位和展销场地，农机经销商负责组织列入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在交易所展示和销售；同时，建设完善信息发布、交易管理、售后服务、技能指导及投诉备案功能齐备的专网平台，适时监控农机补贴申请、协议上报、审核、供货审批、补贴资金结算等环节，做到程序严密、运行透明。
5、注重发挥政府监督、部门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切实改善“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平级监督太软”甚至监督缺位的局面。加大地方政府监管力度，有效整合政府、财政、审计、专门机关等相关部门监督职能，形成合力，有针对性地对农机补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充分发挥部门纪检人员的监督、检查作用，对各县区农业局分管副局长、购机办主任、县乡农机站长在工作流程、执行制度上实行严格的廉政风险防控，把严格程序、严肃纪律、廉洁自律，贯穿于农机工作的各个环节中。
6、严格社会诚信体系和市场廉政准入制度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与检察机关共同形成严惩行贿犯罪工作合力，不使任何一名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体、私营企业在我市有遂行“潜规则”的市场空间，以达到彻底净化市场空气，保护干部的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2
一、调查经过及证据：
20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在我市的经销商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当事人在我市的销售情况，并获取了调查笔录一份、经销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两份、经销合同复印件一份。
20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在—超市对—牌保健食品进行抽样取证，获取了—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20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通过特快专递向—邮寄送达了—号《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销售到我市的—牌保健食品销货发票、经销合同，并于一年—月日前到我局接受调查。
20xx年xx月xx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到我局接受调查，向我局提供了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20xx年xx月xx日，当事人通过特快专递给我局提供了情况说明一份，整改后的包装一份。
二、调查人员调取的主要证据（证据目录）有：
1、—进行现场检查的`现场检查笔录份；
2、对经销商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份；
3、—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四份；
4、经销合同复印件二份。
5、—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6、—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
7、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一份；
8、当事人情况说明一份；
9、整改后包装一份；
10、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
11、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2、经销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13、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4、—单位的营业执照；
15、对消费者的调查笔录两份；
16、两位消费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两份；
以上证据和笔录分别有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
三、违法事实
经查，当事人在20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参见证据一、证据二、证据50010五），共销售到我市件，每件瓶，销售额1.2万元（参见证据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该保健食品核定的功能为：软化血管（参见证据六）。
当事人在20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增加了“提高免疫力”（参见证据五、证据六）。
本案没有采用行政强制措施，对照工商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也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四、定性分析
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的功效做说明，属《河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宣传方法。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功效的说明足以使消费者认为该保健食品具有这些功效（参见证据十五），而事实是该保健食品不具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调查人员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
案件调查报告3
市信访局：
按照市信访大厅《来访事项转送通知单》（伊信访转字[20xx]149号）要求，我厂信访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处理王晶莹上访问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上访人王晶莹，女，46岁，多年下岗，20xx年办理了退休。该人从1996年我市企业实行养老统筹开始到20xx年，始终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直至20xx年，才分两次补交了1996年至20xx年欠缴的养老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加企业承担部分）共计9,505,89元。当时，人劳部门同志已经为其讲清楚企业部分交不上了，但王晶莹同志主动要求补交，并认可个人部分和企业部分统由其个人承担。现上访人王晶莹反悔当初，要求我厂偿还她缴纳的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同时，还要求工厂补发她的下岗生活费。
我厂于1995年全面停产，企业无财力，职工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完全由天保补助解决。具体由市财政控制使用，按职工个人交纳额的`一定比例进行资金匹配，每年办理一次。职工个人没有交纳的，天保补助不匹配。由于王晶莹同志在1996年至20xx年期间，没有按年度及时交纳个人承担的养老保险金，致使企业应承担的部分没有匹配上。起因在于王晶莹同志个人没有及时缴费。类似情况，我厂还有百余例。
处理情况：
1、关于王晶莹同志要求我厂偿还她缴纳的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我厂将积极对上请示争取匹配资金；
2、关于补发下岗生活费问题，我厂现有在册下岗职工167人，无一人享受下岗生活费，因此，根本不存在补发放下岗生活费问题。
当否，请指示。
伊春木材综合加工厂信访办
20xx年8月13日
案件调查报告4
近年来，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最高法刑一庭妇女儿童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对典型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专项调研的报告，校园暴力犯罪到底呈现出哪些特点?记者今天专访课题组成员冉容审判长。
最高法的调研报告首先说明，校园暴力在我国时有发生，但是情况复杂，违法与犯罪交织，且多数事件未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加上目前缺少统一的事件报告、统计制度，导致难以了解我国校园暴力发生的真实情况。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从20xx-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中抽取100多件典型案件样本进行了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犯罪的特点，最高法刑一庭审判长冉容介绍，校园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对集中。针对人身的暴力伤害比例最高，其中，故意伤害罪占57%，故意杀人罪占6%。
校园暴力涉及的罪名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占10%;性侵、侵财犯罪各占12%，还有很小比例的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抽查样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占 35%;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占65%。
冉容介绍，虽然我国规定，十四岁是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但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只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未满十六周岁的放在比较轻微的校园暴力行为，没有进入我们刑事犯罪处罚的程序，所以相对来看，这一百多件案件中，处罚的高中生及职业高中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较高。
抽取的案件样本显示，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比例较高。
冉容总结，“全国的校园暴力案件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大概持凶器的占30%多，选的这100多件案件里，持凶器的达到了49%，基本上是一半了，这些孩子一般是带弹簧刀、水果刀、猎刀……主要带刀具的比较多一些，而且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这一百多个案子，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占35%，重伤的占32%，也就是60多起案件将近七成的被害人要么死要么重伤，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是比例是非常高了。”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的比例分别占49%、54%。
冉容介绍，通常是构成犯罪以后，公安机关将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长，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判刑情况统计显示，致被害人重伤的32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22件，占68.75%;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8件，占2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 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报告认为，理念存在偏差，对校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还不够的问题比较突出。如何做到宽容而不纵容，社会还缺乏共识。从近几年处理的校园暴力事件来看，有的地方认为校园暴力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主要强调教育、挽救原则，没有意识到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大的失足青少年，惩戒实际也是教育、挽救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同为未成年 人的被害人的平等保护还不够。
在冉容看来，应该正确的认识到，对于被告人，实施欺凌的被告人，我们要挽救、教育，但是对被欺凌，被伤害的孩子，更应该得到法律和社会的关注和保护，因为他们，一是守法者，二，他们是弱者。
案件调查报告5
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分化,人们的婚恋观变得复杂多元,传统的婚姻家庭受到冲击。据民政部门相关数据,中国离婚率连续12年攀升,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了结婚率增幅。离婚案件的高发,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长沙市天心区法院通过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该院辖区20xx、20xx、20xx三年中受理的离婚案件共500件进行调研，基数较大，力求本次调研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一、天心区人民法院离婚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1受理案件数量
本院受理离婚案件数量每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xx年受理离婚案件300件，同比上升8.7%；20xx年333件，同比上升11%；20xx年352件，同比上升5.9%。
2、原告年龄分布
离婚案件当事人平均年龄逐年降低，婚龄逐年缩短。根据调研数据，离婚案件原告多分布在30岁至45岁之间，占比56%。30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原告比重相对均衡，均为22%。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是婚姻相对平稳期，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结婚未满一年的占15%；结婚1至3年的占12%；结婚3至5年的占31%；结婚5至10年的占33%；结婚10至20年的占7%；结婚20年以上的占2%。
3、诉讼主体
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大。原告的男女比率为39.4：60.6，女性起诉人数超过男性的1.5倍。其中，原告为80后的离婚案件中，女性比重是男性的6倍多。但是，在45岁以上的年龄层，男性起诉的比重反弹，为14.6%，接近女性起诉的两倍。
4、起诉理由
起诉理由比较集中，多为性格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性格不合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有201件，因家庭暴力的有47件，因工作生活原因导致长期两地分居的有35件，因小孩抚养教育观念不统一的有12件，因被告患有婚前不应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有9件，因被告有赌博、吸毒、醉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的有18件，因婚后未孕导致影响夫妻感情及家庭关系的有7件，因闪婚而导致双方沟通了解不够的22件，因家庭琐事争吵的有61件，因婚姻外遇的有74件，因被告无收入来源、经济压力大的有4件，因被告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有8件，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夫妻感情不睦的有2件。
值得注意的是，因性格不合已经成为原告主张解除婚姻关系的首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规定有直接关系，导致在没有法定解除婚姻的情形的条件下，性格不合成为主张感情确已破裂的主要理由。但是，由于性格不和在词义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念性，也具有涵盖其他法定离婚理由的包容性，这导致对性格不和的判断、衡量缺乏相应的标准，进而造成了司法认定之难。
5、一审结案方式
一审结案方式主要为判决、调解和撤诉，具体情况为：法院调解离婚106件、调解和好47件、撤诉123件、判决不准予离婚142件、判决离婚79件、驳回起诉3件。
4、适用程序
离婚案件中大量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占比57.3%。一些离婚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尤其是婚姻关系维系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小孩的'案件，往往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便利当事人诉讼，早日解决婚姻问题，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但是，对于离婚案件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不能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单纯地为了早日结案而适用简易程序。特别是，目前离婚案件呈复杂化的趋势发展，牵涉到财产利益分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家庭暴力、婚外情、赌博、吸毒等离婚理由的认定等，如果草率地适用简易程序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争议焦点的辨析。因此，在审理离婚案件中，要科学合理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适用程序。
二、离婚案件增加的成因及发展态势
1、婚恋观日趋自由，婚姻的人身依附性趋小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经济能力增强，更敢于追求自我，婚姻自由也成为当下的宣言。追求婚姻自由和期待婚姻能给自己更好的发展平台成为时下青年男女择偶的首选。特别是，女性职业化趋势的明显加强，妇女地位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和自由，改变了以往依靠婚姻维持生活的心理，摆脱了婚姻对人身依附性。同时，在当时下的现代文明时代，社会认识、人们思想观念迅速转变，离婚不再遭到社会较低的社会评价，离婚不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社会开放，人们享有婚姻自主权，“婚前性行为”、“试婚”、“好聚好散”等现象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越来越开放的婚姻观也改变了传统婚姻模式，特别是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流行，个体性被放大，婚姻对夫妻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当事人对婚姻的经济和人身的依附性也越来越小。当婚姻关系不能满足自我的需求时，离婚便成为一种解脱的选择。
2、法制意识加强，离婚手续简化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法律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并且善于利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和维护权益。作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之一的家庭关系自然也受此影响，当遇到家庭问题和矛盾时，法律手段往往被运用。但是，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由于婚姻案件的门槛低、诉讼费用低、起诉便利，原告往往在并没有穷尽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即提起诉讼，这会造成部分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后，简化了离婚登记手续，国家不再干预个人的私生活，消除了当事人的诸多顾忌。
3、沟通不足，性格不合成为婚姻的最大杀手
近年来，闪婚的现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没有长期的有效沟通和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就轻率结婚，到婚后才发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一致，导致摩擦不断、争吵不休，进而造成闪离的现象频发。此外，因工作、学习、感情等主客观原因导致长期分居也容易造成夫妻交流的减少和感情的疏远，而城市生活的诱惑，以及外在社会监督的弱化，使外出一方对夫或妻的情感有所淡化，对感情基础本来就薄弱的夫妻而言，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分隔和情感上的隔阂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
3、工作生活压力大，导致婚姻危机四伏
随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发展，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和通讯等工具的出现，使得家庭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范围大大增大，新鲜事物层出不断，打破了原有的观念和旧的道德规范，同时由于人们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以期寻求刺激来缓解工作生活压力的人不在少数，一部分人受花花世界的影响，痴迷于不法“娱乐”场所、陷入或“网恋”中，其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无法抵御物欲的侵蚀，婚姻观念的转变给第三者插足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便产生婚外情或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变。
三、妥善审理离婚案件的意见
婚姻关系是否和睦融洽直接关系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处在人格和性格培养期的子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生长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等心理障碍问题。因此，法院应该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审慎处理离婚案件，切实维护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同时，妇女作为婚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审判中应根据案件事实和具体情况予以相应的照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重视调解职能，慎重判决准予离婚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在推崇“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当今社会，调解是一种有效且能兼顾双方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调解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在审判离婚案件中更应当认真贯彻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将调解工作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庭前组织调解、庭中着力调解、庭后不放弃调解，努力穷尽各种调解方式方法，多做夫妻双方的教育疏导工作，不宜过快判决不准予离婚或未经有效调解既迳行判离。对尚有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婚姻，要尽量调解和好，避免因为诉讼的激烈对抗而加深夫妻间的感情裂痕。对于难以达成调节的，要正确把握离与不离的尺度，若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不得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对于离婚率较高的人群，有些当事人也并非感情完全破裂，多数是因误解、一时错误、沟通不足而使对方产生离婚情绪，法官应多加强“背靠背、面对面”的工作，促进家庭矛盾的解决。而对于感情基础差，婚后又长期分居的群体，大多是因为时间短，接触少而产生的离婚思想。对于此类问题案件，应当加强对离婚当事人的诉讼引导，避免因冲动而加剧感情不合。对于非因感情确已破裂，维系夫妻感情对双方当事人和小孩确实都没有意义的案件外，其他离婚案件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说服，化解家庭矛盾，给予当事人“冷静期”，以促进家庭关系的修复和改善。对于感情确已破裂，已无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应及时公正处理，使双方好聚好散。
2、对妇女适度倾斜照顾
妇女在社会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在婚姻中受到的伤害也相对较重，在合法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女方，体现了司法的关怀。法律并不是冰冷无情的评判工具，而是追求实质公平公正的保护机制，具有司法正义的精神内核。离婚时在财产处理上，原则上均等分割，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大部分妇女的经济条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妇女为家庭往往做出了更大的隐形贡献，适度照顾妇女的利益，按照优先照顾妇女儿童利益的原则给予妇女适当补偿，保证妇女不因经济问题而影响其正常行使离婚权利，避免妇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绝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3、加强对离异家庭子女的保护
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子女随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长，还要做好父母双方的法制教育，非抚养方及时支付抚养费，抚养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视权，使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双方的温情，双方相互监督，减少对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议可以与离异家庭、子女就读的学校建立联系卡，实时回访沟通，了解子女生活学习情况，及时制止对子女利益损害情况发生，使法院的审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护离异家庭子女，防止其成为问题少年。
4、加强对婚姻无过错方权益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的规定：“在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将此规定作为对有过错对无过错方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的依据以决定赔偿的数额。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该损害赔偿限制于金钱上的赔偿，对于过错方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略带隔靴挠痒之尴尬。因此，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予以惩罚，才会让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为前悬崖勒马，让未犯者对婚外不忠行为敬而远之。同时，无过错方在举证证明上往往存在举证难的困境，因此，在能提出过错方的过错行为之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错行为的取证权限适当放大，对一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应适当扩大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实现无过错方的权利。
案件调查报告6
一、离婚案件基本情况梳理
桐庐法院离婚案件在民商事结案中的占比：20xx年11.43%;20xx年 9.56%;20xx年9.34%;20xx年6.52%;20xx年9.84%;20xx年10.11%。除20xx年比例较高，20xx年比例略低外，近六年来案件数量基本持平。我们以每个年度100件案件随机抽取了我院六年间的600件离婚案件进行阅卷，掌握了相关情况。
1.诉讼主体。原告的男女比率20xx-2013年分别为（82：18）、（68：32）、（75：25）、（78：22）、（71：29），（83：17），女性起诉的人数基本为男性的二至四倍。
2.年龄分布。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五个年龄段的案件数分别为7起、34起、164起、277起、118起，离婚相对集中的年龄段为30岁至45岁。
3.起诉理由。家庭琐事274起、家庭暴力75起、不负家庭责任57起、57起、离家分居54起、第三者插足48起、闪婚16起、犯罪13起、拆迁利益6起。起诉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因家庭琐事争吵，性格不合导致双方失和，感情破裂等。
4.断案方式。法院调解离婚184件、撤诉167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163件、判决离婚66件、调解和好20件。主要结案方式为调解离婚、撤诉与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二、离婚案件特点分析及问题探源
（一）数据呈现的特点
1.女性作为原告的比例居高不下。20xx-2013年的离婚案件中，由女性起诉的案件高达74.45%。
2.婚龄愈短的离婚比率愈高。20xx-2013年抽样的600件案件中，80年代出生的人起诉离婚的数量分别为11、16、17、17、28、29（起）。
3.30岁至40岁的中年人离婚率最高。70年代出生起诉离婚的277起，占比46.17%。
4.再婚成中老年人离婚的主因。40-60年代出生起诉离婚的案件数量虽不多，占比6.83%，但该年龄段起诉离婚案件中90%至少有一方是再婚者。
5.离婚理由趋于多元化。男性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女方离家出走、第三者插足、拆迁利益等方面，但女性起诉离婚的理由却呈现出复杂和多元化。
家庭暴力已成为危害婚姻稳定的重要因素。不仅有女性以此为由起诉离婚，也有男性以家暴为由诉至法院，并逐渐成为现代离婚诉讼的主要原因。①
6.调解离婚与判决驳回的案件比例较高，调解和好的案件比例最低。前者占比57.83%，后者占比3.33%。
（二）问题探源
1.父母不良婚嫁观导致儿女婚姻不幸福。据了解，我县农村地区基本上采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方式。有些父母光看对方家境很少考虑对象的人品与修养，只让儿女双方见上一两面就谈婚论嫁，加之涉及到礼金等经济因素，多数在短时间内就闹离婚。这些不和谐因素势必会带来婚姻风气不正、离婚人群年轻化、法院调解率降低等一系列弊端。
2.年轻人的婚姻观易受外界干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类物质诱惑充斥着年轻人的生活，离婚已成为时尚。脆弱的包容心与忍耐力被打破后，往往说离就离。
3.离婚案件中当事人文化程度相对不高。文化知识的匮乏会导致其法律意识淡薄，从而走上悲剧的婚姻历程。许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是感到迷惘与不知所措，并未寻求法律救济。对法律的一知半解，既不利于民事审判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当事人之间矛盾的化解。
4.举证难既不利于法官断案，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和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在现实审判中，家庭暴力、与他人同居之类的情形当事人基本无法证明，只要分居时间未到法定条件，法官基本上只能以驳回诉请结案。认定感情破裂已成为离婚案件的棘手问题。
5.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成为离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对子女的抚养权，以当事人协商为前提，若协商不成法院则从有利于子女的方面作出判决。另一方面，目前夫妻财产分割主要是涉及到不动产，农村房屋并非夫妻双方共有而是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该问题法院一般不在离婚案件中作出处理，而是让当事人另案解决，但财产问题处理不好，离婚事宜也随之搁浅。
三、处理离婚案件的建议和对策
（一）立法的角度——制定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
制定专门的审判程序。当前的法庭模式并不利于婚姻纠纷的解决。首先，法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争议时，通过威慑力及强制性控制双方激烈争端，但是婚姻纠纷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控制”而是一种“治愈”。第二，法官在处理纠纷时，一般应该严格的按照法律适用三段论的模式做出裁判，这种刚性解决方式并不适用于婚姻纠纷。第三，法官为了保持中立的形象，在法庭上的严肃感某种程度上会给当事人带来压力。而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也不能很好地适应婚姻家庭案件审理的现实需求，有必要针对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情况，设定专门的审判程序。
建立专门的婚姻法庭。各地法院可根据当地的习俗设计不同的样式，尽可能形成融洽、易于和解的氛围，给当事人一种亲切、温馨的感觉。法官可以跟当事人平等地坐在一起并非高高在上，让当事人到了法庭能够感受到温暖。婚姻法庭的组成人员除了法官外需要调查员、社区工作人员和适当比例女性的加入，以利于纠纷的解决。
引入处理婚姻纠纷调查制度。由社区工作者与法官组成调
案件调查报告7
公司领导：
我司后勤服务中心环保队员工黄某盗窃一案，经北海港公安局霞山港区派出所查证，已调查终结，相关调查处理资料已转交我司纪委，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黄某的基本情况
黄某，男，汉族，初中文化，入港参加工作，现为北海港第一分公司后勤服务中心环保队员工。
二、案件经过
北海港公安局霞山港区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第一分公司调度室陈轩电话，称在405泊位34号门机处抓获一名盗窃门机电缆嫌疑人，要求出警处置。接警后民警郑华、吴祥生立即赶到现场调查。经查，发现34号门机电缆已被拆离电源箱，绑住电缆的'“地牛”绳索被剪断，电缆被拖拉在地上，404泊位和405泊位之间的铁路土挡处发现两把剪刀和一把割纸刀。据现场门机大队员工反映，他们8日晚23时30分刚开完交接班会，在候工室候工，23时50分，34号门机报警器传来断电报警，值班队长立即组织员工分两路向34号门机包抄，在门机下抓获盗窃嫌疑人黄某，黄对盗窃门机电缆供认不讳。
经查证询问，黄某供认他于4月8日白班下班后驾驶摩托车窜入T5场，发现堆场的硅锰袋有开口，于是解下安全帽盗窃了约5公斤硅锰放入摩托车尾箱，然后又用胶袋盗窃约15公斤硅锰准备装入摩托车时，被保税仓装卸队带班梁其贵发现，黄扔下硅锰弃车逃跑。回到家后又换上橙色工作服，21时许从家里带着作案工具窜到405泊位34号门机盗窃电缆，被门机大队员工抓获。
三、处理建议
综上所述，黄某盗窃港口物资、破坏港口设施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霞山港区派出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给予黄某行政拘留十五日并罚款壹仟元的行政处罚。由于黄某案件性质十分恶劣，理应给予严肃处理，根据集团和我司的有关规定，建议给予黄某行政开除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
##公司纪委
附：1、黄某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
2、关于黄某盗窃案件的综合材料
案件调查报告8
调查目的：了解企业工伤认定的现状，对工伤激增的原因及工伤结案的情况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调查对象：运城市xxxx公司职工
调查方式：本报告采用职工走访、收集材料等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xx月xx日我在运城市xxx公司，通过与人力资源部、安全环境部以及车间现场与职工口头交流，调查发现工伤事故频发，工伤认定案件争议较大。
调查地点：运城市xxxx公司
调查结论：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工伤事故在大量产生，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和工伤赔偿仅仅是事后的权利救济，其审理的公正与高效固然重要，但都不如从源头上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更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前言：我于5月10日至7月10日在运城市xxxx公司就职工工伤认定案件问题做出调查，笔者发现，如何进一步保障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的待遇水平，已成为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令人深思。本文将重点分析其中几个较为普遍发生的法律问题，希望对解决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有所借鉴和启迪。
我国的工伤认定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建国后第一部专门性的涉及工伤认定方面的法律。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当时经济结构单一，政企不分，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因此是否构成工伤是由企业进行认定的，并主要由企业给予相应的工伤待遇，形成国家调剂与企业责任相结合的模式。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一步扩大了工伤保险的范围，随着20xx年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目前已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伤保险体系。 20xx年至20xx年，我区法院受理该公司工伤认定行政案件8、15和29件，案件数量增长幅度较大，远远高于同期行政案件增长的速度。
（一）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数量激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该公司共有职工五百余人，庞大的劳动者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大量的劳动争议，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行政诉讼案件。
2、企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有时忽视对劳动者的安全保护，使得工伤事故频频发生，导致工伤赔偿案件的数量激增。而工伤赔偿纠纷的完结离不开对工伤的认定，由于有关工伤认定条件的法律规定比较抽象，而伤亡事故发生的情形却千变万化，造成劳动行政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标准不易把握，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论争议较大。另外，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利益相对，不论劳动行政部门作出何种工伤认定结论，总有一方当事人会提起诉讼。
3、某些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从企业的角度看，不少企业只图抓生产效率，不重视企业的生产安全，既忽视对职工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也缺少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和制度建设。
4、劳动者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随着我国法制环境的逐步改善，法制宣传活动的深入开展，劳动保障部门和法院救济劳动者实际案例增多，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在发生事故以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工伤认定案件的结案情况20xx年至20xx年该公司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被告的败诉率约占全部案件的10％左右，工伤认定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主要有：
1、认定结论的事实证据不足。在不少案件中，行政机关未能充分核实相关证据，未能严格把握“用人单位否认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原则，在缺乏充分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就做出事实认定结论，导致被法院判决败诉。
2、认定程序违法。少数工伤认定行政机关执法水平不高，程序不够规范，包括没有履行好相应的告知义务，没有进行必要的证据审核，超过法定期限作出认定等情形。
3、判断标准与法院不一致。工伤情形复杂多样，认定结论标准不一。虽然《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用列举方式规定了可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若干种情形，但从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来看，工伤情形远远不止这几种。有的是法律规定所没有涵盖的，有的是法律原则规定下尚未具体明确的。由于现实生活中工伤情形的复杂多变、千差万别，再加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具体，使得在工伤认定和案件审理过程中，职工、用人单位、劳动行政部门以及法院虽然对伤亡事故的客观过程并无异议，但对该伤亡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认识不一。
4、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工伤认定的模糊地带较多，认定标准难以统一。不同的劳动行政部门对相类似的伤亡情况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认定结论，不同的法院对相类似的认定结论也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比如职工未经单位安排或受人邀请，擅自操作他人负责的机器而受伤，有的行政机关和法院认为只要职工从事的工作无损于用人单位，就可认定为工伤，而有的行政机关和法院却认为职工从事的不是本职工作，不应作工伤认定。又如职工在上班期间中擅自外出干事造成的'伤害，应不应该认定为工伤，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加大了案件承办人对法律理解适用的自由空间，也造成了当前工伤认定及案件审理的难题。
5、在可作为裁判依据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条文规定方面，涉及工伤界定的主观因素过多，弹性太大，缺乏确定性标准，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况，哪些是“有关”、哪些是“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有着较广的含义。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情况复杂多样，而法律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条件又单
一、抽象，比如对什么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这就给具体案件的承办人主观上理解和适用法律留下了较大空间。当行政机关与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理解不一致时，就会造成行政机关败诉率居高。
（三）相关意见与建议对于工伤事故，固然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等事后救济措施,但预防问题更为重要。如何加大工伤预防的力度，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转变工伤保险立法的指导思想，将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消极、被动经济补偿的指导思想，转变为积极主动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保障劳动者权益，也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减少工伤保险支出，减轻企业的负担。
2、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常态化的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把其落到实处，同时还要加强劳动监察和加大工伤保险金的收缴力度，确保用人单位按时、足额地为职工交纳工伤保险金，使工伤保险救济能切实兑现。另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及时、准确、合法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落实工伤保险待遇，避免不必要的诉讼案件发生。
3、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的力度，对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生产检查，促使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采取强有力的安全防范措施,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要求企业建立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将督促落到实处,对于出现工伤事故较多的企业，直接追究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同时在制度上对安全生产条件达标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激励。
4、加强对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职工的安全学习,确保持证上岗,按章操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5、切实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利。我在调研中发现，相当部分的工伤事故是由于劳动者疲劳操作造成的，因此，确保八小时工作制的落实，严格限制超时加班，保证劳动者合理的休息权。
案件调查报告9
20xx年xx月xx日，xx工商局在进行市场巡查时发现，xx销售到我市的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检查人员认为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功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种产品上，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夸大宣传，检查人员随即对上述情况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然后填写《立案审批表》并附上述现场检查笔录报局领导批准立案。局领导20xx年xx月xx日批准立案(立案号xx )。本案由xx (执法证号∶xxx )，xx (执法证号∶xxx )两名调查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一、调查经过及证据：
20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在我市的经销商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当事人在我市的销售情况，并获取了调查笔录一份、经销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xx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两份、经销合同复印件一份。
20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在xx超市对xx牌保健食品进行抽样取证，获取了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20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通过特快专递向xx邮寄送达了xx号《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销售到我市的xx牌保健食品销货发票、经销合同，并于20xx年xx月日前到我局接受调查。
20xx年xx月xx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xx到我局接受调查，向我局提供了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20xx年xx月xx日，当事人通过特快专递给我局提供了情况说明一份，整改后的包装一份。
二、调查人员调取的主要证据(证据目录)有：
1、进行现场检查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
2、对经销商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1份；
3、xx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四份
4、经销合同复印件二份。
5、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6、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
7、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一份
8、当事人情况说明一份
9、整改后包装一份
10、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
11、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2、经销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13、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4、xx单位的营业执照
15、对消费者的调查笔录两份
16、两位消费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两份
以上证据和笔录分别有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
三、违法事实
经查，当事人在20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xx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参见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五)，共销售到我市500件，每件10瓶，销售额1.2万元(参见证据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该保健食品核定的功能为：软化血管(参见证据六)
当事人在20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xx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增加了“提高免疫力”(参见证据五、证据六)
本案没有采用行政强制措施，对照工商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也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四、定性分析
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的功效做说明，属《河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宣传方法。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功效的说明足以使消费者认为该保健食品具有这些功效(参见证据十五)，而事实是该保健食品不具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调查人员认定当事人xx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
案件调查报告10
20xx年4月X日，我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XX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XX服务区销售的“HXC”牌琥珀核桃仁配料表标注：“精选核桃仁、白砂糖、麦芽糖、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其中，抗氧化剂未标明通用名称，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为进一步查明事实，20xx年4月X日，由XX工商局XX分局分局长XX指定XXX、XXX负责调查，现已经调查终结，报告如下：
当事人：XX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XX服务区
负责人：XXX
住所: XX县XX乡XX村
注册号:XX091000XXXXXX
现查明：20xx年X月，当事人以每袋9.10元的价格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购进40袋(1箱)“HXC”牌琥珀核桃仁，进货款为364元。购进后，当事人以16元每袋的价格对外销售。该核桃仁的生产批次为A20xx0824B67，每袋净含量70克，包装正面标有“添加适量 木糖醇 使原蔗糖含量更低”，背面标有“品名：琥珀核桃仁;配料：精选核桃仁、白砂糖、麦芽糖、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制造商：XXHXC食品有限公司”。20xx年4月X日，我局发现上述食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抗氧化剂未按规定标注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依法对当事人尚未销售的23袋“HXC”牌琥珀核桃仁实施扣押。截止20xx年4月X日，当事人已销售17袋，获销货款272元，尚未缴纳相应税收，获利117.3元。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二)、当事人提供对XX、XXX的情况说明，证明XX为XX服务区经理、XXX为XX服务区超市经营的'身份;
(三)、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委托XX、XXX处理相关事宜及具体委托权限;
(四)、当事人提供入库单1份，证明当事人购进上述琥珀核桃仁的时间、数量、进价、进货款、销售价、等事实;
(五)、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上述批次核桃仁的购进时间、生产批次、进货数量、进价等事实;
(六)、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上述琥珀核桃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及我局依法扣押的事实;
(七)、与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的进货来源、销售价格、食品添加剂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八)、与X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当事人经销上述食品的进货来源、时间、进价、数量、销售价格、销量及食品添加剂标注：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九)、现场照片5张，证明上述食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具体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十)、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购进上述核桃仁的事实;
(十一)、XX、XXX、XX的身份证复印复制件及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证明其身份。
调查人员认为：当事人从事食品经营，应该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但当事人未履行，客观上造成所售的“HXC”牌琥珀核桃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具体情况不明，影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食用安全，依法应予处罚。
综上所述，当事人销售的上述食品的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构成了《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第(二)项所指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和市局《自由裁量权控制办法》的规定，建议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1、没收非法所得117.30元;2、没收已被扣押的“HXC”牌琥珀核桃仁23袋;3、处以20xx0元罚款。
案件调查报告11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刷卡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种普遍的消费方式。信用卡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使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类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且呈现出高发性、隐蔽性、智能型等特点，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银行消费信贷资金和持卡人财产安全。威海中院以近三年审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分析此类案件的特点，并分析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一、案件基本情况
自20xx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审理信用卡诈骗案116件，在134名被告人中，男性占90%，女性为10%，年龄阶段大体为20-40岁，犯罪形态方面包括使用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的3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13件，恶意透支的100件。从犯罪金额上看，116件案件中，犯罪金额最少5000元，最高为390429元。同时，116件案件已结112件，大部分被告人均自愿认罪，多数被告人主动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88%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12%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二、案件特点
1、从罪犯年龄结构来看，年轻化趋势明显，以中青年人群为准。其中20至40这个年龄段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反映出，中青年人群生活压力相对较大，往往容易滋生金融犯罪。
2、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高中为主。且很多被告人无业，职业多不稳定。
3、多数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从庭审反馈的信息看，很多被告人都以为恶意透支信用卡等行为只是违法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
4、发案数量持续上升，危害日趋严重。伴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在人们更多地享受信用卡带来方便，快捷的业务的同时，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的现象与日俱增，情况日趋严重，从统计的发案数量看，呈逐年上升趋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损失较大。
5、恶意透支行为居多。主要表现形式有积少成多型的恶意透支，即指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内，但多次透支，透支额累计达到立案标准的行为;一人多卡的恶意透支，即持卡人持有多张信用卡，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及法律的立案标准内，但多张卡累计透支超过信用卡诈骗罪立案标准的行为;骗领信用卡型的恶意透支，即指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的过程中，通过伪造身份证、提供虚假工作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等方式，向发卡行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从发卡行骗领到信用卡，从而骗领透支款的行为。
三、犯罪成因
(一)信用卡自身风险的原因
信用卡自身存在透支功能，这就容易产生犯罪的风险。持卡人只要办好信用卡就能在卡内余额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透支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消费者，促进了商品流通，但是这也给存有不劳而获思想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透支消费的引诱性是信用卡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金融机构的原因
首先是审核程序不规范。在办理信用卡入口审查不严。按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不得在客户不知情或违背客户意愿的情况下发卡”。银行普遍采用“绩效与发卡量挂钩”的考核机制，导致在发卡行营业网点偏重发卡数量而疏忽信用卡质量，放松了信用卡申领的审核要求，造成许多收入不高甚至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得以拥有透支额度并不小的时尚信用卡，有时还不止一张两张。有些信用卡审批人员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收入证明等文件审核草草了事，不负责地把信用卡发放给以他人身份证件申领信用卡的申请人。如环翠区法院受理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被告人吴某先后用父亲和岳父的身份证在徽商银行分别办理两张信用卡，而银行方面经过重重审核之后，在不认识被告人也没有身份证本人签名的情况下，先后批准了吴某的申办请求。
其次银行未尽风险提示业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信用卡收费项目、计结息政策和业务风险等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确认申请人已经知晓和理解上述信息……不得进行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宣传解释”。反观，某些信用卡营销员在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鼓励客户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倾向于更多介绍信用卡的'有利信息，如送免费礼品，介绍信用卡积分，说明透支免息期等，而未能尽到风险提示义务，详细说明透支利息的计算、罚息、滞纳金、超限费、法律风险等等，使得未来的持卡人对利息等情况缺乏合理的预期，欠缺信用卡的风险意识。审理的部分案件材料中，多名被告人都表现出对利率及还款日等信息的“无知”，利率的规定对其也只是概念化的条款，并没有鲜明的意识和切身的体悟。等到银行催缴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偿还，索性逃匿。本来是善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最后变成恶意。
再次在信用卡欠款催收阶段，尚无统一规范。根据法律规定，在恶意透支后，需经银行两次以上的催收，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催收的方式、效力等没有明确规定。有的银行采取信函的方式催收，而有的银行仅仅采用电话短信的方式催收，不但催收效果一般，还没有相应的回复情况。即便是上门催收，也无持卡人或其他在场人的确认等，为催收证据效力的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
最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信用信息系统未联网，致使诚信评判缺失。因银行间信息不连通，犯罪分子在一家银行恶意透支后，往往又到另一家银行申领信用卡透支，连续作案，导致多家银行遭受损失。
(三)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意识淡薄。根据相关规定，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将会承担法律后果。很多犯罪分子在办理信用卡的初期，有可能财物状况良好，信用等级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自身财物状况恶化，又急需资金，不得不铤而走险透支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而很多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行为已经进入刑法调控的范围;其次被告人贪利、侥幸心理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利益的驱动性是财产型犯罪多发的重要诱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人在自身财力无法满足心理需求时，在贪利心理和能够侥幸躲过法律惩罚的心理驱动下，不惜以身试法。
(四)社会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公众诚信缺失，奢侈消费观念泛滥，对侵占他人或社会财产的行为态度冷漠。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压力不大，导致人们对恶意透支等行为的危害后果缺乏足够认识。从社会监管来看，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是此类犯罪逐年增多的一个原因。信用卡犯罪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涉及到的金融、网路、电子商务等各方面的知识，许多监管机构的人员，如公安等部门都缺少相关专业背景，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对此类犯罪的一个整体性把握，有可能有时候打击力度不够，会放纵犯罪。
四、预防措施
(一)持卡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识
收到信用卡时要及时修改密码，不要使用123456、6个9，6个6等数字或与生日、卡号等有密切联系的数字作为密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将密码、卡号等信息告诉他人，避免被他人盗用。在使用后要及时收回信用卡，回执凭证等不要随意丢弃。尤其是身份证不能轻易交给他人或者向别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信用卡及身份证要分开保存以保证安全。
(二)建立健全机制，规范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
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范发卡行为。
一是不得对营销人员采用单一以发卡数量计件提成的考核方式。发卡银行应当从根本上放弃以简单的发卡数字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方式，综合考量发卡数量和质量，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并且将之落至实处，一以贯之。杜绝一切为追求发卡数量而简化信用卡办理程序的营销方式，尤其是外包。根本上减轻业务员的负荷，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感。业务员在向目标客户营销信用卡时，要更加着重向客户介绍信用卡相关的风险和法律规定，加强未来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意识和透支使用的风险;提醒持卡人的注意义务，在住址、电话变更的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卡行等，避免持卡人不当使用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介绍语言应当明确、简洁、易懂，确保申请人对这些重要条款已经充分了解。
二是严把信用卡发放关口,严格资信审查。在信用卡审批流程中，提高征信核查广度和深度。对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谨慎审查和核实，必须有本人亲自确认的情况下才能为其开立信用卡;除了书面核实、电话访问等间接方式外，对透支风险较大的申请人应当通过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查询他(她)的资信状况，如亲自到申请人的工作单位核实其收入及资信情况。真正做到亲访亲签，谨防伪冒情况的发生。
三是科学控制信用卡的初始信用额度。信用卡业务风险的大小和透支规模息息相关，而透支规模与信用额度紧密相连。从恶意透支的各环节来看，信用额度是导致恶意透支的要害因素，因为其决定着持卡人能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多少。合理确定持卡人的授信额度，降低高风险客户的授信额度，对资信状况并不优越的申请人将透支额统一设定为1万元以下标准。尽管1万元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基准，但应该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的标准。不仅能够减少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投入资本，也应当能够有效减少恶意透支的现象，降低银行风险暴露的程度。透支额度也应当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随时进行调整。当发生频繁透支、大额透支或持卡人资信恶化等情况时，发卡行应当有所警觉并采取相应催缴措施。如持卡人不及时还款或提供其他有力资信证明，发卡行应当适时调整透支额度甚至止付。
四是提供跟踪服务。对持卡人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予以监管和跟踪服务，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两次催收之前增设有效的消费提醒服务。这里的提醒是指充分应用银行短信服务平台或信用卡自动拨号平台，对透支超过固定值(包括在授信额度内的透支，如5000元、10000元等)及透支即将到期的持卡人予以风险提醒，内容包括透支金额、还款日期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持卡人的频繁交易、连续消费、大额消费等异常交易予以监管，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尽量较少恶意透支风险的增加。
五是完善内控监督，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银行应建立多级控制体系、建立和落实岗位责任制、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加强银行业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素质。把信用卡业务的审计工作纳入到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整体计划中，结合案件和司法建议专向治理，由中国银监会对单位年限内信用卡存活率予以考核，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发卡行限制发卡资格和授信额度，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建立联动机制，防止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发生
一是建议公安机关增设督促催告程序。《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持卡人已经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降低犯罪率、和谐社会关系考虑，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可以根据情况，充分评估该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足以需要司法介入，然后再做区分处理。对透支金额在十万元以内，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应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向透支持卡人或其亲属送达催告书。催告书的内容包括透支金额、利息及给付方式等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后果及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督促透支人还款，为其改过留有挽回的余地。
二是建议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利，也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形态的应对之策。因此，建议检察机关从程序经济考虑，督促犯罪嫌疑人还款;对及时还款的嫌疑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这不仅是有利于对其本人的教育，也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原则，为其办理大案要案节约精力。
(四)加强金融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协作，实现预防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无缝对接
一方面要加大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力度，增强法律的震慑力，尤其是对盗刷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另一方面要进行法制宣传，倡导理性消费。适时的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途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广大民众宣传信用卡犯罪的性质、类型和后果，使得民众了解到信用卡使用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使其在主观上自觉抵制信用卡犯罪，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案件调查报告12
一、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204年5月18日，宣州区执法人员在对位于梅西路西林二村B栋17号的xx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注册资本金异常变动，随做了现场检查笔录，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该公司存在涉嫌出租营业执照的行为，经请示批准立案调查，办案人员于5月20日，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调查，提取了相关证据，制作了谈话笔录，现调查终结，汇报如下：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xx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了日期：20xx年3月3日，住所：xx市区西林二村B栋17号，法定代表人：杨大松，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3425000xxxxx，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门窗制作、安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下限分公司经营;家具生产、销售。注册资本金：六十万元整。
三、违法事实：
20xx年3月3日，杨大松与吴成兰共同出资60万元，分别占出资额的75%、25%，注册成了xx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门窗制作、安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下限分公司经营;家具生产、销售的经营活动。公司成了后，当月的7日，杨大松又将公司承包给程红福经营，并将公司的资金60万全部交由程红福操作，由杨大松本人掌管账目，并约定从经营的利润中提取8%-10%归公司所有，程红福负责公司的运转费用。由于经营不善，二人所协议之事，于7月底终不欢而散，以上事实，杨大松本人均予以确认。
四、证据例举：
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一份(证明检查中发现的情况);
证据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当事人的身份证明);
证据三：谈话笔录一份(证明违法事实及经过);
证据四：承包协议一份(证明违法事实的存在);
证据五：当事人给承包人的资金转账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承包经营的存在)
五、案件的性质：
当事人自公司成了后，未按公司法的规定正常经营，反而以承包的'方式将公司营业执照出租给程红福经营，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4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规定，属于擅自出租营业执照的行为。
六、自由裁量理由及争议：
当事人没有对以上事实提出异议，因为不懂，并且该行为已经终止，请求从轻处罚，鉴于上述情况，依据《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三条，建议对当事人从轻处罚。
七、处罚依据和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7条“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的规定，并建议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如下：
罚款人民币10000元整;
案件调查报告13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案件与日俱增，案件类型也日益复杂。农地承包合同纠纷已成为三大涉农案件(其余两类为农村税费纠纷和农村征地纠纷)之首。在这些纠纷的背后交糅着各种利益冲突和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农村土地问题纠纷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理性思考有关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认真总结这类案件的审判经验，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稳定农村社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分析笔者所在地区这类案件的类型特点及问题成因，探讨审理实务中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和一些具体问题，并根据一些案例提出了几点思考和体会。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件总量明显增加。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的案件统计显示，20xx年我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4件，20xx年受理18件，20xx年仅1-5月就已受理23件。农村土地承包案件在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增大。
2、集体诉讼和类似诉讼增多。由于村社组织将集体土地承包给他人后引发纠纷，村民起诉，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或要求将承包地收回重新发包。此类案件往往原告众多，而且容易引发群体上访，法院审理难度大。本院20xx年受理了合川市狮滩镇任家村3社78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3社的纠纷后 ，20xx年又分别受理了任家村1社97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1社和任家村5社97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5社两起同类型案件。此外，20xx年2月，我院第一人民法庭受理了云门镇太平村3个社、吉福村5个社、任沟村1个社和水碓村1个社分别诉重庆万寿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共10起相同类型的案件。这类纠纷主要反映在家庭承包以外的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中。
3、村社当被告的多。虽然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既有农户之间的纠纷，也有村组起诉村民或农户的，但目前村组当被告的案件较多。20xx年我院受理的18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村社当被告的就有6件，比例高达的33%。村社当被告或因发包土地过程中单方提高承包费标准，或因一地多包，或因收回村民土地，或因农户转让承包经营权后另行发包。其中，既有剥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土地经营权的违法行为，也有执行当地政策和依约履行承包合同的“合法”行为。
4、征地或租地补偿费用纠纷增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紧靠城镇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征地补偿费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成为农民密切关心的问题，伴随着征地款而引发的分配收益纠纷日益突出。同时，很多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表面看，可能是诉请继续履行承包合同，或者请求返回承包经营权，但其实质是请求分配因土地被征用或租用而产生的各种补偿费。因笔者所在法院辖区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辖区内草街水利枢纽工程、富金坝水电站、西师育才学院、以及一些中小型水泥厂、矿石场的兴建，大量纠纷因征地补偿费或租地费分配引发。以前因种地无利可图而漠视甚至放弃土地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在利益的驱动下突然也对其经营权珍视起来。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
本院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是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大致有以下几类：
1、确认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主要是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出生、死亡、婚嫁、农转非、参加工作等变更引起的纠纷。包括：(1)没有取得承包地的，是否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结婚后，户口未迁出，是否应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3)死亡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随承包地存在;(4)取得承包地后，因升学、进城等，户口也迁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随承包地存在;(5)自动放弃承包地，进城经商务工办企业，但户口仍在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存在。
2、经营权流转纠纷。由于国家“三农”优惠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越来越俏。因以前农村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备、不配套，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纠纷频频发生。一是转包转让型纠纷。税改前，种田效益不高，一些农户将土地让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地由接受者承担。现在不仅土地税费全免，而且国家还倒补贴，原承包户主张转包要求被转让户退还其承包地，接收户主张转让不愿退，于是双方发生纠纷。二是代耕代种型纠纷。以前不少农民弃田荒地，外出务工经商，又不承担税费和提留等。村干部为不使税费落空，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又履行了税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农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来了，找代耕户或村组集体要求收回自己的承包地，双方发生纠纷。
3、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前文已经提到，随着城市开发建设的加快和城乡建设的迅猛发展，征地或租地补偿费用纠纷逐年增多。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纠纷不但包括承包地被依法征收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各类补偿费纠纷，也包括原土地承包者请求土地实际耕种者返回已经领取的土地补偿费纠纷，还包括表面上诉请返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因返还土地不能而希望返回土地补偿费的纠纷。前两者案件是单纯的给付之诉，后者则需要先确定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承包经营权是否遭到侵害。
4、承包合同纠纷。一是因承包方违约引发的纠纷。包括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拖欠承包费和承包人随意变更土地使用方式等 。其中前者占此类纠纷的绝大多数，承包人有的是因为对发包方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有意见，有的是合同对承包费交纳的期限约定不明，有的是因为经营不善，有的是故意不交纳承包费。二是因发包方违约引发的纠纷。如在农业承包合同期限中，发包方将农民的承包地随意收回。这类纠纷既有违约，也包含了侵权。三是因承包合同损害了合同外第三人利益而被请求确认其无效。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李隆富”系列案件。
5、经营权侵权纠纷。(1)违法收回“农转非”承包地。农户进入小城镇落户后，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土地 。(2)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时对妇女实行有别于男子的歧视性土地承包政策;承包期内强制收回出嫁女承包地。(3)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基层政府为搞退耕还林等政绩工程，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由村社组织出面进行其他方式的承包。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成因
1、历史原因造成我国农村土地现状比较乱，是纠纷产生的历史性根源。建国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多经变化，一直处于一种多变的不稳定状态。短短的50余年，历经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两个大的阶段，导致了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大混乱。建国伊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从而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接下来是互助组运动，1953年开始初级合作社运动，农民的.土地入股进行集体经营，1956年上升到高级合作社，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随后在全国确立了人民公社制度。直到改革开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成为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现了“集体公有，农户经营”。但是因为经营权范围的限制和“政农不分”的中国特色，实施过程中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受到严重限制。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土地现状的混乱局面。
2、法律和政策衔接不协调，是纠纷产生的法制性根源。从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出台，到20xx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20xx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xx]法释6号)的实施，历经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农业土地承包经营中产生纠纷的解决，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到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补充，再到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重直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历程。法律、政策的多变性和灵活性与土地变动缓慢的过程性、滞后性产生矛盾。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曾经推广过“两田制”，而在这种制度被国家认定不利于土地的长期利用之后，很多地区却还在积极的继续施行，与国家政策和法律脱节。
案件调查报告14
今年以来，辽宁省沈阳市频繁发生撬开居民门锁入室盗窃案件，仅1月至8月，全市就立案348起，涉案总价值近百万元。沈阳市公安机关先后打掉此类犯罪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5人，涉案250多起，缴获部分手机、录音机、手表、服装等财物和现金。目前，已行政拘留1人，刑事拘留5人，报批捕2人。
这5个团伙主要由安徽省临泉县和毗邻的河南省新蔡县农民组成，团伙主犯均为成年人，在当地以到城市鞋厂打工、卖吊床等为由，将同乡、亲属等熟人的孩子骗出，专门教唆他们入室盗窃技术，自己则遥控指挥。抓获的25名犯罪嫌疑人只有5人16岁以上，最小的仅12岁。
犯罪团伙的规律及特点
集中住宿，分组作案。据调查，这些盗窃团伙都是近两年流窜到沈阳市的，每年年底回家，春节后再出来。第一次到沈阳市时，团伙头目以做买卖为名由“房屋信息站”中介租借房屋。每个盗窃团伙的孩子都集中居住，为了掩人耳目，还专门在屋内放置一些简易吊床。白天身背吊床走街串巷叫卖，以此作掩护寻找目标为作案踩点，选准地点后用圆珠笔标在导游图上。每次盗窃得手后，再将图上标记勾掉。他们作案采取组合分工的方式，每天深夜12时后出去，一般为两人一组，当房主和邻居问起时，均回答是到市场上货。“老板”自己另住一处，暗中用手机遥控指挥。一般每天上午来收取盗窃来的钱物，送伙食费和外出盗窃打车费用，团伙中很少有人知道其确切行踪。
作案目标集中，手段简单。这几个团伙在沈阳市作案的足迹遍布市内五区，集中活动于一环路和外环路之间，目标都是一些老式民宅，作案手段一般是白天踩点后，晚间乘出租车直接到达地点。撬开房门入室后，从钱物到食品，无所不盗。
团伙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团伙内部，除了头目外，一般是年龄大的管年龄小的，与头目关系近的管关系远的，一级服从一级。另外，在团伙中还规定了严格的内部纪律，如在住宿上规定，不准与其他团伙人员串屋，不准私自外出，不准相互交谈盗窃情况，不准与家中联系，不准与房主和其他居民接触；在盗窃行动上规定，深夜12点以后出去，早上4点至4点30无论得手与否都必须回来，如有一人没有按时回来，则同窝点其他人员马上离开窝点，如一天不回来，就另租房住；在赃款、赃物的处理上，规定所有孩子每天晚上盗窃来的物品必须在早晨全部上缴给团伙头目，凡隐藏不交者严加惩处；在盗窃数量上规定，每人每天必须盗窃钱物在500元以上，凡不能完成“任务”，轻者不给饭吃，重者打骂。为保证孩子们守“规矩”，团伙头目暗中专门安排人进行监视。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交待，有一次偷着出去买东西，被人告诉了“老板”王子北，王对其进行毒打，直到打昏才停手。对于完成“任务”比较好的，“老板”也会施以小恩小惠，或奖以小礼物、或发给少许奖金、或领出去改善生活。每年10月份根据孩子们的表现发放“工资”，一般20xx元到4000元不等；在抗拒公安机关打击上规定，每个人都事先编好5个以上的假名字，年龄都说到16岁以下，都说是山东人。被抓到时不准供出其他同伙及窝点。否则，不但年底分文不给，而且威胁把他老家的房子拆了。
犯罪团伙频频得手的主要原因
一是个头小，隐蔽性强。外表上看，这些孩子都比城市同龄孩子长得矮小，不容易引起注意，这些犯罪嫌疑人，多数都被公安机关抓获过，最多的达5次之多。
二是年龄小，处理难。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无论犯何种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除犯特定的8种严重犯罪外，其他不负刑事责任。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刚被抓获时都说年龄在16周岁以下，而且都没有证明年龄的证件，加之其家乡路途遥远偏僻，很难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三是出租房管理不力。这些盗窃犯罪团伙常年租住民房，而且有的头目还时常与孩子同租住一个出租房内，但是，直至发案前也没能引起居住地公安机关的注意，不能不说我们在外来人口和出租房管理上还存在着薄弱之处。
四是群众的防范意识和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意识不强。这些未成年人盗窃侵害的目标均为地处敞开式小区、楼道内缺少门窗、缺少照明设施、门窗破旧的简陋民宅，很少安装防盗门。个别曾被盗的居民，至今仍未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这些犯罪嫌疑人每每深夜外出作案和清晨归来都是“打的”，众多出租车司机对此表现得十分麻木，无一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五是公安机关一些基层领导和民警缺乏敏感性。许多民警在处置这些案件时只是就案论案，缺乏向深层次思考的意识。有人认为，既然教唆犯抓不到，孩子又处理不了，只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草草结案，致使幕后的主犯迅速隐藏起来。
打击与控制此类犯罪的对策
着眼于案情变化，加强有关问题的研究。要把“幕后”组织指挥的“老板”做为打击的重点。要加强与检、法的沟通协作，积极研究打击处理少年儿童犯罪的对策，协调有关部门健全完善帮教机制，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以及累犯、首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严惩。要大力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要加强对偷盗专业化和地域性等特点、规律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工作。
适应动态治安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的群防群治。要充分发挥社区、广大居民的作用，加强社区的防范，及时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要对出租房加强管理，必须从严落实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租赁房屋等有关规定，依法使其规范经营。要加强社会宣传，增强广大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意识，扩大信息来源渠道，及时防范和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复杂场所的巡逻守候工作。一些大都市，地形复杂，人员流动大，大街小巷阡陌纵横、密集交错，极易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即使被发现，也很容易在夜色和复杂地形的掩护下迅速逃离现场，给侦破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复杂场所、重要路段的巡逻防控，特别是夜间巡逻守候工作。沈阳市第一个打掉这类盗窃团伙的派出所，就是针对发案实际加大了夜间巡逻守候的力度。他们将原来的每晚一班两名民警带两名民兵改为每晚两班，每班由一名所领导负责，增加一名刑警，增大了巡逻密度，在雨夜中将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
短评
关爱与管理并重
本期刊发的两篇稿件，读之使人心情格外沉重。无论是那些参与盗窃团伙的少年儿童，还是因为缺少家庭温暖而企图毒死父亲的小峰。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已有较长时间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防范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体系如何更牢固、更有效。
辍学、流动的青少年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力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孩子的流出地往往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义务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他们的流入地，多是经济发达、繁华热闹的大都市。由于农村的贫困，既然在流出地不能好好控制他们的辍学，但当他们流入到城市后，我们能否做更多的工作？城市里有各类健全的机构，如团组织、妇联、关工委等社会团体以及公安、劳动、教育等行政部门。对流入城市的孩子进行关爱与管理并重，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起码的解决。
如我们城市里处处可见的卖花女童；如城乡结合部到处游荡的外地孩子。我们许多人，对他们是熟视无睹的，我们是否想到，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都市的文明和繁华，不仅仅靠都市人创造和享有，漠视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青少年的生存状态，这种文明和繁华总会有所欠缺。
案件调查报告15
根据县政协xxxx年工作要点安排，3月21日，在副主席严维民率领下，法制委等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调研组，分别到县公安局信访接待室，定城镇信访接待中心和县信访接待大厅开展信访工作调研。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去年以来，我县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反映社情民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紧紧围绕“把事解决，把人留住”的工作重点，扎实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畅通信访渠道、化解信访积案、创新信访管理体制机制、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确保了我县信访维稳形势总体平稳可控，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县发生群众上访514批2286人次，同比分别下降37.4%和38.7%。其中集体上访56批759人次，同比分别下降31.3%和32.8%；进京访11批16人次，分别下降31.3%和25%；赴省访89批179人次，同比分别下降1.6%和6.2%；去市访16批28人次，同比批次上升25%，人次下降73.3%；来县访398批20xx人次，同比分别下降49.7%和13%。县信访局共收到来信248件，同比下降6.4%。其中市级以上交办信件96件，同比上升97.4%，已办结93件；县领导交办3件，全部办结；市信访局转送56件，已办结44件；自收信件2件，已办结。县党政领导阅批来信率76%，初信办结率95%。
二、主要做法
我县信访工作已连续6年获全市先进单位称号，成效明显，成绩喜人，但也确实来之不易。尤其是xxxx3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造成的上访居高不下，甚至出现大量“缠访”、“闹访”、“越级访”和“群体访”的信访形势，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信访局与县直各单位、各乡镇党委、政府在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实行责任追究上动真的，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破解信访难题、化解社会矛盾上来实的，有效遏制了信访总量攀升的势头，缓解了严峻的信访形势。一是领导重视，扎实推进领导干部接访、走访。去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安排下，我县实行分类接访、定期公告、预约接访、律师陪访、联合接访、跟踪督办等制度，突出做好县领导接访由乡镇书记和县直有关部门领导上行参与陪访、乡镇领导接访由村支书上行参与陪访，建立长效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二是突出重点，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结合“五级书记大走访”和“五个一万”活动，全面梳理矛盾纠纷，及时调处化解、建立长效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县共排查矛盾纠纷隐患1175件，化解1120件，化解率达95.3%。三是抓住难点，着力搞好信访积案化解。对上级交办的23件积案落实县领导“包案”；对“钉子案”、“骨头案”和“三跨三分离”等疑难复杂案件加大处置力度。23件积案，已化解21件，息诉罢访21件。四是维护稳定，全力做好特殊时期信访维稳工作。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国“两会”以及省、市、县党代会、“两会”期间，进一步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及时预测预警，切实把矛盾化解、源头防范工作做在前面，对重点群体，重点人员落实党政领导亲自包案，实行“五包”，尽最大努力将人员吸附在本级，稳控在当地，化解在基层。五是健全网络，全面推动基层信访体系建设。按照“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制度机制保障办事”的要求，精心组织，制定方案，明确目标，量化任务，全县22个乡镇，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全面建成乡镇“一站两中心”，受到了副省长方春明和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三、存在问题
xxxx年以来，我县信访工作有创新、有亮点、有成效，但也存在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一是思想认识有待提高。少数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在全党工作大局中的地位认识不高，摆不正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群众观念不强，对信访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不出事盲目乐观，高枕无忧，出了事则束手无策，怨天尤人；有的认为上访群众多是“刁民”，采取“哄、拦、卡、压”的方法，把政府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少数群众思想观念上有误区，有的.信“上”不信“下”，有问题不找基层政府有关部门，认为只有找上面的大部门、大领导才能解决问题；有的信“多”不信“少”，不论什么事，多邀几个人、多找几个部门和领导反映总不会错，多多益善；有的信“闹”不信“理”，无论有理无理，先闹再说，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的信“访”不信“法”，即使是典型的涉法涉诉问题，也要找党委、政府上访解决。二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力度有待提高。少数干部解决问题怕得罪人，不敢碰硬，使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有的接访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推诿、扯皮的态度，激起众怒；有的干部摆不正位子、放不下架子，遇到问题不能主动与群众沟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对立；有的干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提出的意见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对群众的上访征兆置若罔闻，既不及时报送信息，也不采取措施，任由群众上访、再访、越级访。三是工作措施不够扎实，有的地方社会稳定预测预警机制不够健全，少数干部对部分苗头性信访动态不能及时发现；有的地方维护社会稳定力量整合的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各方力量没有得到有效整合，没有形成工作合力；有的地方和单位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畅通和拓展群众诉求渠道，确保民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及时倾听群众呼声等方面有待加强。
四、工作建议
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各种利益格局进一步调整，群众信访量居高不下的形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清除。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县信访工作形势，建议如下：
（一）高度重视，创新信访工作思路。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重要性，正确认识改革发展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矛盾的必然性和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地从全县工作大局出发，坚持把发展经济作为解决各类矛盾的根本措施，把实现好、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信访工作的根本
目的，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扭转信访工作“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消极被动局面，克服畏难消极情绪，主动改进工作方法，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尽心竭力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长此以往，方可从根本上扭转信访工作局势。
（二）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手段，继续创新体制机制。信访工作，重点在基层。一要进一步坚持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做到职责明确，各负其责，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和责任追究体系。二要进一步健全基层信访工作网络，切实做到层层有信访工作组织、有接待场所、有专兼职人员、有工作标准和制度、有绩效考评、有责任追究，真正做到“个人访不出乡（镇）、集体访不出县”，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发生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县本级。三要进一步健全灵敏、准确、快速的信访排查调处制度，强化信访预测、预警、预控能力，千方百计防止和避免个访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社会化，牢牢把握化解矛盾的主动权，消除不安定因素，不断减少重复信访、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维护全县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
（三）适应新情况，研究新政策，建立健全各项信访工作制度。国家已出台信访工作“新政”，信访等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适应新情况。一要进一步健全联合办信访制度。县几个班子，有关部门，要定期沟通情况，排查各类问题，制定预案，联合办案，增强化解矛盾纠纷的力度。二要健全与司法机关、政府法制部门和劳动仲裁机构的联系、沟通、协调制度，采取新形式、新举措，加强信访工作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不断开创信访工作新局面。三要扩大视野，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提案议案纳入大信访网络，作为信访工作信息研判、预测预警的风向标，并充分发挥代表、委员联系面广、层次较高、信息灵敏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最直接、最真实、最广泛以及做上访群众工作最便捷、最有说服力的优势，化上访为下访，化对立为对话，化消极为积极，使人民信访成为群众向党委、政府献计献策、参政议政的重要窗口。
（四）提高素质，切实加强信访队伍建设。切实受理好、答复好、解决好群众反映的诉求，确保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初访、首办环节，要有一支过硬的信访工作队伍。各地、各部门要精选一批德才兼备、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充实到信访工作第一线，切实“把人留住、把问题解决”；要充分利用联合接访中心这一平台，发挥好联合接访机制效应，真正实现“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服务效果；要继续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进一步完善“村为主”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要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切实提高办信接访、处理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要关心、爱护信访工作干部，对优秀信访干部要厚爱一分，及时培养提拔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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